首先,徽州樸學家治學范圍廣博,具體課題窄而深。如黃生治學范圍涉及經史子集,但具體研究都是從文字、聲義上入手。江永、戴震、程瑤田、俞正等凡經學、史學、天文、地理、數學、音律等無所不通,但所選題目一般都很小,在這個題目范圍內,務必把資料搜集齊全,所著雖多屬小篇,但大都極其精銳,如戴震考證禮制的十幾篇文章正是如此。 其次,在治學方法上,徽州樸學家善于提出規律性的問題,發前人所未發。戴震!端涀ⅰ钒l現經注分別有三種情況:一是經云“某水所出”,以下不再取水名,注則詳細記載所納群川,并詳加采摭故實,多次提及水名;二是經文記水所流經州縣,稱“某縣”,注則稱“某故城”;三是經例云“過”,注例云“逕”。找出規律以后,?本腿菀琢。凌廷堪《禮經釋例》將全部《儀禮》拆散了重新比較整理貫通,發現若干原則,將其分為通例、飲食之例、賓客之例、射例、變例、祭禮之例、器服之例、雜例八類,尋例析辭,便于學者稽考,方法科學,是經學研究中的一大創造。 其三,徽派樸學家求實求真,敢于突破前人舊說提出己見。姚際恒《古今偽書考》,考證從《易傳》到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等包括經史子集各個領域102種經典,或全偽或部分作偽的情況。戴震明確提出“其得于學,不以人蔽己,不以己自蔽”(《答鄭用收書》)。 其四,以名物訓詁以通經義,以語義分析闡發哲學思想。徽派樸學家并不局限于考據范疇,戴震曾說:“六書、九數等事,如轎夫然,所以舁轎中人也!庇终f:“經之至者道也,所以明道者其詞也,所以成詞者字也。由字以通詞,由詞以通其道。”(段玉裁:《戴東原年譜》)由此可見,考據對于戴震來說只是手段,將文字訓詁與名物制度作為名道的工具,闡發“義理”才是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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